岩仓使节团（日语：岩倉使節団／いわくらしせつだん）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于1871年至1873年间派遣至美国及欧洲多国，由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率领的大型政府代表团。在投资领域，该事件被视为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关乎国运兴衰的“尽职调查”。它象征着在做出重大资本配置决策（对国家而言是制度与发展路线的选择）之前，必须进行全面、深入、客观的实地考察与学习。它完美诠释了价值投资的核心精神：不听信传言，只相信亲眼所见的研究；不盲目模仿，只学习成功模式背后的底层逻辑；不追求短期利益，而是为了长远的、可持续的复利增长而布局。
想象一下，你刚刚接手一家封闭运营了数百年的“百年老店”——19世纪末的日本。这家店家底不薄，员工（国民）勤劳肯干，但经营模式早已与时代脱节，门外全是虎视眈眈的“新零售巨头”（西方列强）。你，作为新上任的CEO（明治政府），知道必须彻底改革，否则只有破产倒闭的份。但问题是，怎么改？是学美国模式，还是学英国模式？是该发展轻工业还是重工业？ 这就是当时日本面临的窘境。此时，一群被后世誉为“明治维特”的精英们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与其坐在家里看“行业研报”（二手信息），不如组个团，亲自去市场上最牛的公司“实地调研”！ 于是，岩仓使节团诞生了。
这个“投研团队”的阵容堪称豪华。团长是岩仓具视，副团长包括了后来被称为“维新三杰”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以及未来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这帮人不是去公费旅游的，他们是赌上了整个国家未来的“基金经理”，去寻找能让“日本公司”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发展模式。 他们的“调研路线”也极其硬核。在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横跨太平洋，从美国的旧金山登陆，一路向东，横穿整个北美大陆；接着又跨过大西洋，遍访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等欧洲12个强国。 他们调研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外交礼节。
这次史无前例的“尽职调查”，让使节团的成员们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也让他们获得了对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清醒认知。他们带着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回国，为日本此后数十年的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岩仓使节团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政治领域，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对于今天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价值投资启示录。
在投资的世界里，我们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包围：券商的研报、财经新闻的头条、社交媒体上的“大V”荐股、朋友饭局上的“内部消息”。这些信息真假难辨，往往充满了情绪与偏见，就像岩仓使节团出发前，日本对西方的了解大多来自道听途说一样。 依赖二手信息进行投资，无异于“盲人摸象”。 你可能摸到的是大象的腿，以为它像一根柱子；也可能摸到的是尾巴，以为它像一条绳子。你永远无法拼凑出全貌。 岩仓使节团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打破信息茧房，去获取第一手信息。
亲眼所见、亲身体验、亲手发掘，是建立投资信念的基石。 当市场剧烈波动，人人都在恐慌抛售时，正是这种基于深度研究的信念，能让你安然度过风暴，坚守那些你真正理解的、优秀的“公司”。
许多投资新手最喜欢问的问题是：“巴菲特最近买了什么？”“某某大佬的持仓是什么？” 仿佛只要抄袭成功者的“作业”，自己也能成功。 岩仓使节团的故事，恰恰是对这种“无脑抄作业”思维的最好反驳。 使节团成员们看到了英国的强大，但他们没有全盘照搬英国的“君主立宪”和“自由贸易”；他们也看到了美国的活力，但同样没有简单复制其联邦制度。回国后，经过反复比较和审慎思考，他们最终为日本选择了更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在政治上参考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强调国家权力集中以推动改革；在经济上采取国家主导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他们“抄”了西方列强的“作业”，但抄的不是答案，而是解题的思路和方法论。 这对投资者的启示是：
“抄作业”的最高境界，是“抄”思路，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写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答案。
岩仓使节团的考察历时近两年，耗资巨大（据说相当于当时政府年收入的2%）。当他们带着满脑子的新思想、新方案回国时，日本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现代强国。 他们带回的，是一个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宏伟蓝图。他们首先着手的是最基础、见效最慢但最重要的事情：改革教育体系。 他们建立现代小学、中学和大学，派遣大量留学生，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人才。这笔“人力资本投资”，在短期内看不到任何财务回报，但却在几十年后，为日本的工业化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 这正是价值投资中“长期主义”和“延迟满足”精神的完美体现。
岩仓使节团的成员们，在一百多年前就用行动告诉我们：最高明的投资，是投资于未来。 他们没有把钱花在修建华丽的宫殿上，而是投给了下一代的大脑。这种远见卓识，值得每一个渴望通过投资实现长期财务目标的我们深思。
岩仓使节团，这个尘封在历史书中的名词，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不应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应成为一种投资哲学和行为准则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