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 AG），一家在世界汽车史上镌刻下不朽功勋的德国传奇制造商。它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名称，更是卓越工程、极致品质和永恒奢华的代名词。对于价值投资的信徒而言，这家公司的历史就如同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充满了关于经济护城河、市场先生的癫狂、管理层决策以及价值创造与毁灭的深刻启示。它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品牌，那枚闪耀的三叉星徽，至今仍是全球公认的尊贵与信赖的象征，其本身就是一项无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想象一下，在汽车还被视作“冒着黑烟的怪物”的19世纪末，两位德国先驱——戈特利布·戴姆勒和卡尔·本茨——正各自独立地探索着以内燃机驱动车辆的未来。他们是汽车的共同发明人，却在早期互为竞争对手。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总能在最恰当的时机安排一场伟大的握手。 192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的艰难时刻，戴姆勒的戴姆勒发动机公司 (Daimler-Motoren-Gesellschaft, DMG) 与本茨的奔驰公司 (Benz & Cie.) 决定合并，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 AG）横空出世。这次合并不仅整合了双方的技术和资源，更催生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品牌——梅赛德斯-奔驰。这个名字结合了DMG最重要的车型系列“梅赛德斯”（源于一位奥地利经销商女儿的名字）和本茨先生的姓氏，而标志则采用了DMG著名的三叉星徽，象征着戴姆勒在陆、海、空三个领域实现机动化的宏愿。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戴姆勒-奔驰凭借其近乎偏执的质量追求和持续的技术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声誉。从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到成为各国政要、商界精英和社会名流的首选座驾，梅赛德斯-奔驰汽车成为了“德国制造”皇冠上的明珠。这种对品质的承诺，甚至催生了一个在车迷圈中流传的词——“过度工程”（Over-engineering），意指其在设计和用料上不计成本地追求耐用与安全，而这恰恰构成了其品牌价值的基石。
一家拥有百年历史、强大品牌和卓越产品的公司，自然会吸引价值投资者的目光。戴姆勒-奔驰的案例，尤其是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为我们提供了教科书级别的投资课题。
沃伦·巴菲特将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比作“经济护城河”，而戴姆勒-奔驰无疑拥有其中最宽阔、最深邃的一种。
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一个企业的历史盈利记录是评估其未来稳定性的重要参考。戴姆勒-奔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展现了这种特质。其高端定位使其客户群体相对富裕，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受影响较小，从而保证了相对稳定的需求和利润。正如本杰明·格雷厄姆所倡导的，投资那些有着长期、持续盈利历史的企业，能让你在夜晚安然入睡。戴姆勒-奔驰，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这样一家能让人安睡的公司。
在投资界，最引人入胜的故事往往不是某人赚了多少钱，而是某位大师错过了什么。戴姆勒-奔驰就曾是巴菲特投资生涯中一个著名的“漏网之鱼”。 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巴菲特的长期搭档查理·芒格发现了一个“躺在地上的便宜货”——戴姆勒-奔驰。由于二战的创伤和信息的不对称，这家德国巨头的股票在美国市场被严重低估，其股价甚至低于其拥有的部分现金和流动资产，市盈率低至惊人的一两倍。芒格兴奋地向巴菲特推荐，他认为这简直就像在地上捡钱一样确定。 然而，当时的巴菲特主要聚焦于他熟悉的美国市场，对于投资一家遥远的德国公司心存疑虑。尽管他完全认同戴姆勒-奔驰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他最终还是因为“超出能力圈”和一丝“好得难以置信”的怀疑而放弃了。多年后，巴菲特公开承认，这是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错误。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