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 (Vietnam War)，通常指发生在1955年至1975年间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对于一本投资辞典而言，我们关注的并非是战术地图或政治博弈，而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如何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一连串影响深远的经济与金融涟漪。它不仅是军事史上的一个重要章节，更是一部生动的宏观经济学与投资心理学教科书。越战深刻地展示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如何直接影响通货膨胀、利率和企业盈利，并最终催生出非理性的市场狂热与随之而来的巨大投资机会。对于价值投资的信奉者来说，这段历史是理解“价格”与“价值”分离、洞察市场先生情绪波动的绝佳案例。
为什么一场远在东南亚的战争，会深刻影响到千里之外一个普通投资者的钱包？答案藏在政府的账本里。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昂贵的“消费品”，而为战争买单的方式，则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格局。
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叫做“大炮与黄油”模型 (Guns and Butter model)。它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在国防开支（大炮）和社会福利（黄油）之间做出权衡。你想多生产一门大炮，就可能要放弃生产一块黄油。 在越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 (Lyndon B. Johnson) 试图打破这个铁律。他一方面在越南大规模升级战争，让“大炮”的生产线全速运转；另一方面，他在国内推行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承诺向贫困、教育和医疗领域投入巨资，相当于同时派发大量的“黄油”。 问题是，钱从哪里来？约翰逊政府既要打仗，又要改善民生，却不愿意通过增税来为这些庞大的开支提供资金，因为这在政治上是极不受欢迎的。结果只有一个：巨大的财政赤字。政府的支出远远超过了它的收入。为了弥补这个窟窿，政府只能大量印钞，让美元的供应量急剧增加。
当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和服务时，一个经济怪兽便被唤醒了——那就是通货膨胀。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的通胀率开始抬头，并在整个1970年代演变成一场失控的噩梦，物价飞涨，民众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 这场由战争开支点燃的通胀大火，最终烧毁了战后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石。当时，全球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 system)，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由于美国超发了大量美元，各国政府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黄金来兑现其承诺。最终，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被迫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它意味着：
宏观经济的剧变，必然会投射到资本市场上，引发投资者情绪的集体摆动。越战时期，美国股市就上演了一出交织着狂热、泡沫与恐慌的戏剧。
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投资者疯狂地寻找“避风港”。他们认为，最好的选择是那些业绩稳定、增长确定性高的大型蓝筹股。于是，市场形成了一种共识，追捧大约50家被认为是“一次性决策、买了就不用管”的优质公司，这就是著名的漂亮50 (Nifty Fifty) 现象。 这些公司在当时确实是各自行业的翘楚，比如办公设备领域的施乐 (Xerox)、即时成像领域的宝丽来 (Polaroid)以及消费品巨头可口可乐等。市场赋予了它们一个迷人的光环：“这些公司太优秀了，以至于任何价格买入都是合理的。” 这种信念将“漂亮50”的估值推向了令人眩晕的高度，市盈率普遍达到50倍，有些甚至超过了100倍。投资者不再关心公司的内在价值，只相信这个“成长”的故事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是一种典型的“博傻理论”——我不在乎它值多少钱，只要后面有更“傻”的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接盘就行。 然而，再美丽的故事也敌不过地心引力。随着1973-1974年经济衰退的到来和通胀的加剧，这些“漂亮50”公司的股价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股票下跌了70%甚至90%以上。这场泡沫的破灭给了市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没有一家公司优秀到可以无视估值的地步。 伟大的公司如果买得太贵，同样会变成糟糕的投资。
当大多数人沉浸在“漂亮50”的狂欢中时，价值投资的信徒们却在寒冬中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在1974年市场最悲观的时刻，当《福布斯》杂志采访他时，巴菲特说出了那句名言：“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后宫里过度兴奋的男人。现在是开始投资的时候了。”（“I feel like an oversexed man in a harem. This is the time to start investing.”） 为什么他会如此兴奋？因为本杰明·格雷厄姆 (Benjamin Graham) 所描绘的市场先生 (Mr. Market) 此刻正处于极度的抑郁之中。由于战争、通胀和经济衰退，市场先生对一切都感到悲观，愿意以极低的价格抛售手中的优质资产。 正是在这个时期，巴菲特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大量买入了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的股票。当时，整个公司的市值仅为8000万美元，而其拥有的报纸、电视台等资产的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 至少在4亿美元以上。巴菲特在这里找到了巨大的安全边际 (Margin of Safety)——即购买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这为投资提供了极佳的保护。 这项投资最终为巴菲特带来了超过百倍的回报，成为他投资生涯中的经典战役。它完美地诠释了价值投资的精髓：利用市场的悲观情绪，在资产价格远低于其长期价值时买入。
越南战争已经远去，但它在金融市场上留下的教训却历久弥新。对于今天的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段历史提供了几条极其宝贵的行动指南。
“漂亮50”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对市场上的“共识”和“宏大叙事”保持警惕。无论是过去的“漂亮50”，还是后来的“互联网泡沫”，亦或是今天某些热门赛道，当一个故事被讲得天花乱坠，以至于人们认为“估值不重要”时，风险往往已经近在咫尺。投资的锚，永远是企业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市场情绪或流行的故事。
战争、冲突、选举等宏观事件会造成市场的短期波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些往往是“噪音”。真正决定你投资回报的，是企业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巴菲特在买入《华盛顿邮报》时，他关注的是这家媒体公司的品牌护城河和盈利能力，而不是越南战场的最新战报。你的任务是区分暂时的市场噪音和影响企业长期价值的根本信号。
越战时期的经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能力。在通胀环境下，现金是“最危险的资产”。能够有效对抗通胀的，是那些拥有强大品牌、具备“定价权”（可以轻松将成本上涨转移给消费者）、且不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本就能运营的优秀企业。
历史一再证明，投资回报最高的时期，往往是市场最悲观、最恐慌的时刻。当新闻头条充斥着坏消息，当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股市的末日时，真正的机会正在悄然浮现。这需要非凡的勇气和理性的分析能力，也就是所谓的逆向投资 (Contrarian Investing)。“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巴菲特的这句箴言，正是对越战时期投资机会的最好总结。 总而言之，越南战争这段历史就像一本厚重的投资案例集。它提醒我们，宏观经济的潮起潮落会重塑市场格局，而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则会在此过程中创造出巨大的价格扭曲。作为一名理性的投资者，我们的工作不是预测战争或经济衰退，而是在喧嚣和混乱中，始终坚守价值的准绳，等待市场先生犯错，然后，果断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