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icorp，全称花旗公司，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银行业中一颗耀眼却又充满争议的巨星。它并非一家已经消失的公司，而是今天金融巨无霸Citigroup (花旗集团) 的前身和核心。在它叱咤风云的年代，Citicorp以其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和“增长高于一切”的凶猛姿态，重新定义了现代银行业的版图。它率先将银行业务从传统的对公存贷款，扩展到全球化的个人消费金融，并以前瞻性的技术应用（如自动取款机）改变了人们与金钱的互动方式。然而，也正是这种对增长的极致追求，使其多次在金融风暴中徘徊于生死边缘，成为“Too Big to Fail (大到不能倒)”概念最生动的案例之一。对价值投资者而言，Citicorp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金融风险与机遇教科书。
如果说每家伟大的公司背后都有一位灵魂人物，那么Citicorp的灵魂人物无疑是Walter Wriston (沃尔特·瑞斯顿)。这位在1967年至1984年间执掌Citicorp的传奇CEO，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银行革命家。他将一家传统的纽约商业银行，硬生生打造成了一个业务遍及全球近百个国家的金融帝国。
在瑞斯顿的理念中，银行不应该是一个被动吸收存款、小心翼翼放出贷款的保守机构，而应该是一个主动出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润增长点的“金融引擎”。他有两句名言，完美地概括了他的经营哲学：
在瑞斯顿的带领下，Citicorp的创新层出不穷。它发明了可交易的CDs (可转让定期存单)，盘活了银行的负债端；它将信用卡业务从美国本土推向全世界，让“花旗卡”成为全球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到80年代初，Citicorp的资产规模和全球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银行”。
正如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一样，Citicorp的伟大之处（对增长的无限渴求）也恰恰是其致命弱点。当经济的潮水退去，那些曾经被视为增长引擎的业务，瞬间变成了吞噬资本的无底洞。
Citicorp在其辉煌的后期，经历了两次足以致命的危机，这两次危机是理解银行业风险的绝佳案例。
瑞斯顿“主权国家不会破产”的信念很快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脸。随着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和石油价格暴跌，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纷纷宣布无力偿还巨额外债，引爆了震惊世界的拉美债务危机。作为这些国家最大的债权人，Citicorp首当其冲。其账面上堆积了数百亿美元的坏账，利润被巨额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吞噬，股价一落千丈。曾经的增长神话，一夜之间变成了风险的代名词。
刚刚从拉美债务的泥潭中艰难爬出，Citicorp又一脚踩进了另一个更大的陷阱。在80年代末，它大举进军美国的商业地产贷款市场，为写字楼、购物中心等项目提供了巨额融资。然而，随着199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商业地产市场轰然崩盘。Citicorp再次面临巨额亏损，其核心资本充足率降至危险水平。最危急的时刻，公司的总市值甚至低于其账面上的坏账金额，市场一度认为它会成为下一个倒下的巨人。公司的股价从接近35美元跌至不足10美元，离破产仅一步之遥。
Citicorp的两次危机，为价值投资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在Citicorp最黑暗的1991年，当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时，一位传奇投资者却悄然出手了。他就是Warren Buffett (沃伦·巴菲特)。然而，他并没有像普通投资者那样直接冲进去购买Citicorp的普通股，而是进行了一笔教科书级别的“结构性投资”。
当时，Citicorp急需补充资本金以满足监管要求，但其普通股暴跌，在市场上已经失去了融资能力。巴菲特此时向Citicorp伸出了援手，但附带了极其精明的条款。他旗下的Berkshire Hathaway (伯克希尔·哈撒韦) 斥资5.9亿美元，购买了Citicorp的convertible preferred stock (可转换优先股)。 这笔投资的巧妙之处在于：
这笔投资完美诠释了巴菲特的投资哲学——“Heads, I win; tails, I don't lose much.” (正面我赢，反面我输得不多)。他构建了一个非对称的回报结构：如果Citicorp最终倒闭（小概率事件），他的损失有限；如果Citicorp存活下来，他能获得丰厚的股息；如果Citicorp王者归来（大概率事件），他将获得惊人的回报。 最终，Citicorp在新任CEO约翰·里德的带领下，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收缩战线等一系列改革，成功度过了危机。几年后，其股价强势反弹，巴菲特的这笔投资获利超过十亿美元，年化回报率惊人。
度过90年代初的危机后，Citicorp迎来了它的新篇章，也迎来了另一位华尔街的传奇人物——Sanford "Sandy" Weill (桑福德·“桑迪”·韦尔)。韦尔是资本运作的大师，他所领导的Travelers Group (旅行者集团) 是一家集投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于一身的金融控股公司。 1998年，韦尔和里德共同策划了一场震惊全球的合并——Citicorp与Travelers Group合并，组建了全新的金融航母“Citigroup”（花旗集团）。这笔交易的规模和影响力是空前的，它直接挑战了自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业奉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分业经营原则，即Glass-Steagall Act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必须分离。 这场合并案最终倒逼美国国会废除了该法案，开启了美国金融混业经营的新时代。合并后的花旗集团成为了全球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超市”，能够为客户提供从存贷款、信用卡、保险到股票承销、并购咨询等一站式全能金融服务。Citicorp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历史至此终结，但它的基因和业务，成为了新花旗集团最核心的基石。
Citicorp从辉煌到濒临破产，再到被拯救和重组的戏剧性历史，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提供了四条极为深刻的启示：
银行的商业模式看似简单（赚取存贷利差），但其资产负债表对外行来说却如同一个“黑箱”。Citicorp的案例告诉我们，报表上光鲜的利润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未来风险。投资银行股，不仅要看市盈率、市净率这些简单的指标，更要深入评估其风险文化、贷款组合的质量以及管理层的审慎程度。如果你无法理解这些，那么最好远离它，或者只在它极度低估、提供了巨大margin of safety (安全边际) 的时候才考虑。
沃尔特·瑞斯顿是推动Citicorp走向全球的伟大 visionary，但他对风险的漠视也几乎摧毁了公司。约翰·里德临危受命，力挽狂澜。这说明，在银行业这样高杠杆的行业，管理层的品格、能力和风险偏好，对公司的长期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投资一家银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投资它的管理团队。
这句巴菲特的名言在Citicorp的案例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1991年，市场对Citicorp避之不及，充满了恐惧，而这正是巴菲特以极佳的条件入场的黄金时机。价值投资的核心就是利用市场情绪的波动，以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优秀的公司。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能够区分一家公司是“暂时遇到麻烦的伟大公司”还是“行将就木的平庸公司”。
巴菲特投资Citicorp的可转换优先股，是结构化投资的典范。普通投资者虽然很难参与这样复杂的交易，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值得学习：在投资中寻找那些“下有保底，上不封顶”的机会。 这可能表现为一家拥有强大主营业务，同时又在孵化某个潜力巨大的新业务的公司；或者是一家股价已经跌到仅反映其清算价值，但其品牌和渠道等无形资产却被市场免费赠送的公司。寻找这种非对称的回报机会，是从优秀投资者迈向卓越投资者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