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斯皮策

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一个在投资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有趣的是，他并非投资大师或基金经理，而是一位法律的执行者——前纽约州总检察长，后短暂担任纽约州州长。他以其强硬、不妥协的风格，在21世纪初对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发起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调查和诉讼，因而被媒体冠以“华尔街治安官”（The Sheriff of Wall Street）的称号。斯皮策的行动，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开了金融行业光鲜外表下的脓疮，揭示了研究分析、共同基金、保险等领域普遍存在的利益冲突和欺诈行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斯皮策的故事不仅仅是法律与金融的交锋，更是一堂关于如何保持独立思考、警惕利益冲突、坚守价值投资原则的生动必修课。

埃利奥特·斯皮策于1959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家庭，拥有近乎完美的精英履历：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后，他曾在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也担任过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助理检察官。这段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也让他对金融犯罪的运作模式有了深刻的理解。 1998年，斯皮策成功当选纽约州总检察长。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拥有独特的《马丁法案》（Martin Act），这是一部赋予检察官极大权力的州法律，使其在调查金融欺诈时无需证明欺诈意图，只需证明存在虚假陈述即可。手握这把“尚方宝剑”，斯皮策将目光瞄准了全球金融的中心——华尔街。他不像传统的监管者那样满足于不痛不痒的罚款，而是以一种近乎“ crusader ”（十字军战士）的热情，决心要将那些损害公众利益的金融巨头拉下马，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斯皮策的任期内，华尔街的巨头们可谓是“闻风丧胆”。他的一系列调查，深刻地改变了金融行业的生态和规则。

这可能是斯皮策最为人所知的功绩。在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无数投资者根据券商分析师“强烈买入”的建议，将资金投入到科技股中，最终血本无归。斯皮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看似客观的研究报告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冲突。 他的调查团队发现，许多大型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早已不是独立的研究机构，而是沦为了其投资银行部门的“营销工具”。具体来说：

• 分析师的评级为投行业务服务： 一家公司的股票评级越高，这家公司就越有可能选择该投行作为其首次公开募股 (IPO)或增发股票的承销商。为了争夺这些利润丰厚的投行业务，分析师们被迫对自己根本不看好的公司发布乐观的评级。
• 内部邮件戳穿谎言： 斯皮策的调查人员获取了大量的内部电子邮件，这些邮件赤裸裸地揭示了分析师们的“双面人生”。他们公开推荐某只股票，私下里却在邮件中称其为“垃圾”（junk）、“废物”（crap）。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美林证券的明星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和花旗集团旗下所罗门美邦的电信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Jack Grubman）。他们的邮件内容被公之于众，让整个投资界为之哗然。

这场调查最终以2003年达成的《全球研究分析师和解协议》（Global Research Analyst Settlement）告终。斯皮策联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及其他监管机构，迫使华尔街十大投行支付总计14亿美元的罚款，并同意进行结构性改革，旨在将研究部门与投行部门进行更严格的隔离，确保分析师的独立性。

在扳倒了投行分析师的“偶像”后，斯皮策又将矛头对准了看似稳健的共同基金行业。他发现，一些基金公司为了吸引对冲基金等大客户，允许他们进行两种严重损害普通投资者利益的违规操作：

• 迟交易（Late Trading）： 指在下午4点收市后，仍然允许特定客户按照当天的收盘价（即净值NAV）进行基金买卖。这相当于允许一个人在赛马结束后，知道了比赛结果再去下注，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 择时交易（Market Timing）： 指利用基金净值的“陈旧”定价（stale prices）进行快速、短线的套利。例如，某只美国基金持有很多日本股票，当美国股市收盘后，日本市场可能发生了重大新闻，导致这些股票的真实价值上涨，但基金的净值尚未更新。择时交易者便可利用这一时间差，在当天收盘后以较低的旧价格买入基金，第二天再卖出获利。这种行为稀释了长期持有该基金的普通投资者的收益。

斯皮策的调查从普特南投资（Putnam Investments）等知名基金公司开始，迅速席卷整个行业，最终导致数十家基金公司被处以高额罚款，多名高管被起诉，并推动了基金行业交易规则的改革。

斯皮策的“狩猎”范围并未停止。他又盯上了保险业巨头。他调查发现，全球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马什·麦克伦南公司（Marsh & McLennan）与包括AIG（美国国际集团）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共谋，通过操纵竞价的方式欺骗客户。 具体操作是，马什公司在为客户寻找保险公司时，会安排一场“虚假”的招标。它早已内定了合作的保险公司（通常是支付了最高额“或有佣金”，即一种变相回扣的公司），并让其他保险公司提供虚高的“陪标”报价，从而误导客户以为自己获得了市场上最优惠的价格。 这场调查最终导致马什公司支付8.5亿美元和解，其CEO被迫辞职。而保险业巨头AIG也因此案元气大伤，其传奇CEO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黯然下台。此案还牵扯出AIG一系列的财务造假问题，为其日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埃利奥特·斯皮策的所作所为，虽然是执法行为，但其揭示的种种乱象，却为价值投资者提供了千金难买的深刻教训。

斯皮策的案例最直观地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把卖方分析师的报告当作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 卖方分析师（sell-side analyst）受雇于券商或投行，他们的工作存在着天然的、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他们的薪酬和职业发展，往往与其所在公司能否获得投行业务、能否产生更多的交易佣金紧密挂钩。这决定了他们很难做出真正客观、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很难给出“卖出”评级，因为这会得罪上市公司客户。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必须像侦探一样，亲自去挖掘信息、分析公司。你应该：

• 阅读原始财报： 亲自阅读公司的年报（10-K）和季报（10-Q），而不是依赖分析师消化过的“二手信息”。
• 建立自己的能力圈： 只投资于自己能够深刻理解的行业和公司。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你不需要成为每个行业的专家，但你必须了解你所投资的行业。”
• 独立思考，逆向操作： 当所有分析师都异口同声地高喊“买入”时，或许正是需要警惕的时刻。真正的投资机会，往往隐藏在被市场忽视或误解的角落。

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曾反复强调“激励机制”的力量。他说：“如果你想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斯皮策揭露的所有丑闻，其根源都在于错误的激励机制。

• 分析师的激励： 他们的奖金与投行业务挂钩，于是他们发布虚假报告。
• 基金经理的激励： 他们的管理费与基金规模挂钩，于是他们默许大客户的违规交易以换取更大的资金流入。
• 保险经纪的激励： 他们的收入与保险公司的“回扣”挂钩，于是他们背叛了客户的信任。

作为价值投资者，在分析一家公司时，不仅要看它的产品、市场和财务数据，更要深入研究它的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你需要问自己：

• 这家公司的管理层薪酬是如何设计的？是与短期的股价挂钩，还是与长期的股东回报挂钩？
• 公司的销售人员是如何获得报酬的？这种方式会鼓励他们为了短期业绩而损害客户利益或公司声誉吗？
• 公司内部是否存在一种说真话、承认错误的文化？

一个拥有健康激励机制和诚实文化的公司，犯下愚蠢错误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也更值得长期托付。

斯皮策扮演了一个强力监管者的角色，他的行动确实净化了市场环境，保护了投资者。这说明，一个强有力的、积极作为的监管环境，是投资“安全边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高了作恶的成本，减少了市场中的“柠檬”（劣质品）。 然而，投资者绝不能因此就放松警惕，认为监管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 监管永远是滞后的： 金融“创新”总是跑在监管前面，新的欺诈手段层出不穷。当监管机构开始调查时，损失往往已经造成。
• 监管也有盲区： 监管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覆盖到市场的每一个角落。
• 人性是永恒的： 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贪婪和欺骗。法律和规则可以约束行为，但无法改变人性。

因此，对于价值投资的鼻祖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所倡导的“安全边际”原则，我们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它不仅指以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一家公司，还包括：

1. 对人性的不信任： 默认商业世界中充满了自利行为，并为此做好准备。
2.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应对意想不到的负面事件，包括监管失灵或行业丑闻。

最终，保护你投资的，不是监管者，不是分析师，而是你自己的常识、纪律和低廉的买入价格。

斯皮策的政治生涯极具戏剧性。在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期间积累的巨大声望，帮助他于2006年成功当选纽约州州长。然而，仅仅一年多后，2008年3月，他被曝出召妓丑闻，最终被迫辞职，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与此同时，对斯皮策的批评声音也一直存在。有人认为他过于依赖《马丁法案》，存在“司法越权”的嫌疑；有人批评他热衷于媒体曝光，将法律案件当作政治表演；还有人认为他倾向于通过威胁起诉来迫使企业支付巨额和解金，而不是通过完整的司法程序来定罪，这种“以罚代刑”的方式破坏了法治精神。 无论争议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埃利奥特·斯皮策在21世纪初的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华尔街的贪婪与制度缺陷。对于每一个希望在市场中长期生存的普通投资者来说，重温“治安官”斯皮策的故事，远比阅读一份天花乱坠的分析师报告，要有价值得多。它时刻提醒我们：投资的第一条准则，是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的第一步，是学会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