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景基金

愿景基金 (Vision Fund) 这是由日本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Corp.) 设立并由其创始人孙正义 (Masayoshi Son) 主导的一系列巨型风险投资基金。它以其前所未有的千亿美元规模、对后期科技创业公司进行巨额押注的激进风格而闻名于世。愿景基金旨在投资那些有潜力成为其所在行业绝对领导者的“独角兽”公司，以实现孙正义“信息革命”和“300年企业”的宏大愿景。它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全球风险投资的生态，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关于资本、估值与商业本质的经典案例。

想象一下2016年的世界：全球各大央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了海量的廉价资金。这些热钱像一群饥饿的鲨鱼，在低利率的海洋里焦急地寻找着高回报的猎物。 就在这时，一位手持藏宝图的“船长”登场了，他就是孙正义。凭借早年投资阿里巴巴获得超过千倍回报的传奇战绩，孙正义在全球投资界封神。他坚信，一场由人工智能 (AI)、物联网 (IoT) 和机器人技术驱动的、比肩工业革命的“信息革命”即将来临。为了在这场时代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他需要一个规模空前的“资本武器库”，用以捕获这场革命中最大、最快的鱼。 于是，愿景基金一期应运而生。它不是一艘普通的渔船，而是一艘由千亿美元资本打造的超级航母。

愿景基金一期（Vision Fund 1）的体量是惊世骇俗的：

• 规模空前： 募资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这在当时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此前所有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和。
• 金主显赫： 它的出资方（即有限合伙人，LP）阵容堪称豪华，领投的是来自中东的“土豪”——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 (PIF) 和阿布扎比的穆巴达拉投资公司 (Mubadala)，此外还吸引了苹果、高通、富士康等一众科技巨头。

这种“无限开火权”的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风险投资的打法。传统的VC通常是小步快跑，多轮、小额地投资，以分散风险。而孙正义的逻辑则简单粗暴：当你看准一个赛道和一位领跑者时，就用竞争对手无法想象的巨额资金把它“砸”成冠军。 在他看来，钱不仅不是问题，钱本身就是解决方案。

手握千亿美金，愿景基金的投资风格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All-in（全押）。它的核心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愿景基金的打法堪称“闪电战”。它会在一个被认为前景广阔的热门赛道（如共享出行、共享办公、在线外卖、金融科技等）中，迅速锁定它眼中的NO.1，然后向其注入巨额资金。这笔钱的目的非常明确：

1. 支持这家公司通过疯狂补贴、营销大战等方式，不计成本地抢占市场份额。
2. 挤垮或收购所有竞争对手，迅速结束“百团大战”的混战局面。
3. 最终形成事实上的垄断或寡头地位，成为所谓的“赛道之王”（Category King），然后便可坐享其成。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愿景基金在全球范围内投出了一系列改变行业格局的支票，其投资组合中星光熠熠，包括了共享出行巨头Uber和滴滴出行、印度经济连锁酒店OYO，以及后来引发巨大争议的共享办公公司WeWork。

孙正义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他投资的首先是“创始人”的眼睛，他偏爱那些富有激情、敢于冒险、怀揣改变世界梦想的“疯子”。他对WeWork创始人Adam Neumann近乎着魔的欣赏，便是这种“创始人崇拜”的极致体现。 与此同时，软银极力向市场和投资人鼓吹其投资组合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理论上，这个由全球数百家顶尖科技公司组成的“软银大家庭”，可以互相导流客户、共享前沿技术、联合采购、交叉销售，形成一个能量巨大的生态系统。然而，这种美好的协同愿景在实践中往往难以量化和实现，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它更像是一个为了支撑旗下公司高估值而讲述的动人故事。

愿景基金的历程，就像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好莱坞大片，有高光时刻的万众瞩目，也有跌落神坛的无尽唏嘘。

在成立初期（2017-2018年），愿景基金风光无两。它投出的公司估值节节攀升，一些早期项目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例如将投资的印度最大电商公司Flipkart出售给零售巨头沃尔玛，就让其大赚一笔。 一时间，“获得愿景基金的投资”成了全球创业公司的最高荣誉，仿佛拿到了一张通往成功的“必胜券”。孙正义的每一次出手，都会成为全球科技和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市场的狂热情绪被推向了顶峰。

“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沃伦·巴菲特的这句名言，在2019年的WeWork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作为愿景基金最知名的“宠儿”，被重金押注、估值一度高达470亿美元的WeWork在冲刺IPO（首次公开募股）时惨遭滑铁卢。当它不得不向公众披露其财务“底裤”时，公开市场的投资者们惊呆了。他们用最严苛的眼光审视这份招股书，发现：

• 商业模式存疑： 本质上只是一个承担长期租约、提供短期租赁的“二房东”，科技含量极低。
• 持续巨额亏损： 惊人的烧钱速度，完全看不到盈利的可能。
• 公司治理混乱： 创始人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之上，丑闻缠身。

市场的反应是灾难性的。WeWork估值一落千丈，从470亿暴跌至不足80亿，IPO计划被迫搁置，创始人被驱逐。WeWork的溃败，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沉浸在“增长 über alles”（增长高于一切）狂热中的人们。 它让整个市场开始系统性质疑愿景基金的投资逻辑：用海量资本催熟的公司，其高估值究竟是真实价值的体现，还是资本堆砌的泡沫？

经历了WeWork以及其他多项投资的重创后，软银和孙正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从激进的“进攻模式”切换到了“全面防守”。 愿景基金二期（Vision Fund 2）的设立变得低调和谨慎得多。其规模远小于一期，且由于一期的糟糕表现，外部LP纷纷望而却步，资金几乎全部来自软银集团自身。投资策略也从“大水漫灌”式的豪赌，转向了更为审慎的“精耕细作”。投资团队开始更多地谈论“盈利能力”和“正向现金流”，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宏大叙事。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愿景基金的故事并非与己无关的商业传奇，而是一面绝佳的镜子，映照出许多穿越周期的投资智慧。它以一种极为戏剧化和昂贵的方式，为我们验证了许多价值投资的古老原则。

愿景基金试图用资本的“规模”本身来构建护城河，即通过烧钱补贴摧毁竞争，形成垄断。但事实证明，这种依赖外部输血构建的护城河极其脆弱。一旦“弹药”耗尽或市场环境逆转（如加息），没有健康商业模式支撑的巨头会迅速陷入困境。真正的护城河，是企业内生的、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如强大的品牌、网络效应、高昂的转换成本或结构性的成本优势。而这一切，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持续的盈利能力和健康的自由现金流上。一个不能自我造血的企业，无论体量多大，都只是一个需要不断输血的“病人”。

愿景基金的许多投资都伴随着一个宏大而迷人的叙事：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WeWork）、颠覆传统酒店业（OYO）、引领未来出行革命（Uber）。这些故事加上魅力型创始人的光环，对投资者具有致命的吸引力。然而，价值投资的鼻祖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其经典著作《聪明的投资者》中反复告诫我们，投资决策应基于“详尽的分析，承诺本金安全和令人满意的回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穿透故事的表象，去审视冰冷的财务数据：收入的质量、成本的结构、利润率的趋势、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当故事与数据相悖时，请永远选择相信数据。

愿景基金开出的巨额支票，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那个时代顶级创业公司的“价格”。一轮又一轮的融资，将这些非上市公司的估值推向了令人咋舌的高度。但这只是私募市场中少数参与者之间议定的价格，并不等于公司真实的内在价值。当WeWork试图上市，从私募的“温室”走向公开市场的“风雨”时，成千上万的普通投资者用脚投票，戳穿了“皇帝的新衣”，价格迅速向价值回归。这深刻地提醒我们：价格是你在市场上支付的，而价值是你真正得到的。 投资的安全边际，就来自于用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追逐被资本和情绪炒高的价格，是危险的投机行为。

愿景基金的崛起，完美契合了长达十年的科技牛市和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它的困境，则与全球加息周期和市场回归理性密切相关。这再次证明，没有一种投资策略可以永远有效，市场是有周期的。更重要的是，无论科技如何“颠覆”，一些朴素的商业常识依然有效：一家公司必须使其收入超过成本才能生存；一项资产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其未来产生现金流的能力。任何试图挑战这些基本常识的“新范式”，都值得我们抱以最大的怀疑。 总结 愿景基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资本实验。它以一种壮烈的方式，探索了资本力量的边界，也暴露了脱离商业本质的增长模式的脆弱性。作为价值投资者，我们可以从它的辉煌与落寞中，更深刻地理解到：投资的真谛，不在于追逐最炫目的风口和最动听的故事，而在于坚守常识，以合理的价格，买入那些真正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