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曼·费尔柴尔德

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Mills Fairchild），一位在传统价值投资圈子外，却对现代科技和投资界产生核爆级影响的传奇人物。他既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又是拥有超过30项专利的天才发明家，更是一位眼光毒辣、点燃了硅谷之火的“天使投资人”。他一生创办或投资了近百家公司，其中最耀眼的杰作，便是资助“八叛逆”（Traitorous Eight）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家公司如同一颗蒲公英，其种子随风飘散，孕育了日后整个硅谷的生态。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费尔柴尔德的故事并非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而是一堂关于如何识别颠覆性力量、投资于卓越人才、以及理解技术护城河的生动大师课。

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人生起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终点。他的父亲是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及首任董事长，为他留下了巨额财富。然而，费尔柴尔德并未选择躺在金钱上睡大觉，他内心涌动着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热血。 由于健康原因，他从哈佛辍学，但这丝毫没有阻碍他施展才华。他对航空和摄影充满痴迷，并亲手将两者结合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带内置快门的航空相机，彻底改变了空中侦察的面貌。此后，他的创新脚步从未停歇，从同步声音的电影放映机到新型飞机起落架，他的发明层出不穷。 1920年，他创办了“费尔柴尔德航空公司”（Fairchild Aviation Corporation），这家公司后来演变为“费尔柴尔德相机与仪器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这家公司不仅是其发明创造的商业载体，也成为了他日后那笔“改变世界”的投资的平台。费尔柴尔德的人生上半场，充分展示了他不仅懂得“钱”，更懂得“技术”的硬核实力，这为他日后的投资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费尔柴尔德投资生涯的最高光时刻，无疑是催生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堪称科技史和投资史上的经典案例。

故事始于1957年。当时，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在加州山景城创办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并招募了一批全美最顶尖的青年才俊。然而，肖克利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却是一位糟糕透顶的管理者。他的多疑、偏执和专断的管理风格让手下的天才们无法忍受。 最终，八位核心成员——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决定集体出走，另立门户。这便是科技史上著名的“八叛逆”事件。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半导体技术和头脑，但他们一无所有，急需资金支持。

“八叛逆”拿着他们的创业计划，拜访了美国东海岸的35家投资机构，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在那个年代，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的概念远未成熟，投资者们无法理解这些年轻人嘴里“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的未来，更不敢把钱投给一群“背叛”了诺奖得主的人。 就在他们山穷水尽之时，经人介绍，他们找到了谢尔曼·费尔柴尔德。 费尔柴尔德与这些年轻人的会面，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他没有纠结于复杂的商业计划书，而是敏锐地捕捉到了两点：

• 人的价值： 他看到了这八位年轻人眼中闪烁的光芒，那是对技术的热情、对未来的笃定和无法抑制的雄心。他判断，这是一支由天才组成的“梦之队”。
• 技术的潜力： 作为一个技术内行，他能理解“八叛逆”所描述的硅晶体管技术的革命性意义，预见到这项技术将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

费尔柴尔德做出了一个大胆而明智的决定。他通过自己的“费尔柴尔德相机与仪器公司”提供了1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这笔投资的条款设计得极为巧妙，堪称早期风险投资的典范：

1. 贷款形式： 这150万美元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给新公司的，如果公司失败，费尔柴尔德将承担损失。
2. 购买期权： 作为回报，费尔柴尔德相机与仪器公司获得了一项期权，可以在未来两年内以300万美元的价格，随时买下这家新公司的全部股权。
3. 命名： 新公司被命名为“仙童半导体公司”，成为了费尔柴尔德相机与仪器公司的子公司。

这个交易结构，既为创业者提供了放手一搏的资源，又为投资者锁定了巨大的上行潜力，同时通过期权控制了风险。最终，仙童半导体大获成功。不到两年，费尔柴尔德就果断行使了期权，将这家未来的科技巨头收入囊中。这笔150万美元的投资，在几年后价值飙升至数亿美元，回报率惊人。

仙童半导体的成功，远不止为费尔柴尔德带来了丰厚的财务回报。它最大的贡献，是成为了整个硅谷的人才摇篮和创新孵化器。 由于母公司费尔柴尔德相机与仪器公司的官僚作风和对半导体部门的压榨（这将在后文详述），仙童半导体内部的优秀人才开始不断出走，创办自己的公司。这种现象被后人称为“仙童效应”（Fairchildren）。 仙童半导体就像一颗巨大的蒲公英，它的员工和技术像种子一样，随风飘散到硅谷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长成了一片茂密的科技森林。

• 英特尔（Intel）： 1968年，仙童的两位灵魂人物——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在又一次失望后离开，创办了后来统治全球芯片市场的英特尔公司。
• 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 仙童半导体的销售主管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带领一批同事出走，创办了AMD，成为英特尔一生的对手。
• 风险投资的诞生： 仙童的早期员工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后来与汤姆·帕金斯（Tom Perkins）共同创立了伟大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而另一位仙童市场部员工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则创办了另一家传奇风投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

据统计，从仙童半导体出走的人才，直接或间接地创办了数百家公司，这些公司共同定义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硅谷”。可以说，没有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那笔投资，就没有仙童半导体；没有仙童半导体，就没有今天的硅谷。他无意中成为了“硅谷的教父”。

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故事，像一部精彩的电影，给普通投资者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即便我们没有他的财富和专业技术背景，也能从中提炼出适用于个人投资的智慧。

费尔柴尔德投资仙童，本质上是投资于“八叛逆”这个团队。他看重的是他们的才华、野心和凝聚力。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伟大的公司，首先是由伟大的人创造的。 在价值投资中，我们强调分析公司的管理层。费尔柴尔德的案例则将这一点推向了极致。当你面对一个新兴行业或一家初创公司时，其商业模式可能尚不清晰，财务数据可能乏善可陈，但一个卓越的、充满激情的、值得信赖的创始团队，本身就是最坚固的护城河。正如投资大师彼得·林奇（Peter Lynch）所言，他更青睐“一家由傻瓜都能经营好的公司”，但对于那些开创未来的企业，一个天才团队远比一份完美的商业计划书更重要。

在1957年，绝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小小的硅片将如何改变世界。但费尔柴尔德凭借其技术直觉，看到了半导体技术取代传统电子管的必然趋势。他投资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正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的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论的完美实践。颠覆性技术在诞生之初，往往显得粗糙、市场狭小，不被主流市场看好，但它拥有全新的价值主张，并最终会颠覆整个行业。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下的盈利和市场份额。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和理解那些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技术、新模式。识别并长期持有一家掌握了颠覆性技术的公司，其回报可能是颠覆性的。

费尔柴尔德在投资仙童后，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正确决定：充分放权。他将公司的日常运营全权交给罗伯特·诺伊斯，自己则隐身幕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战略指导，从不干涉具体的技术和管理。 他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角色，提供了化学反应所需的环境和初始能量，然后让天才们自由地发生反应。这与肖克利事必躬亲、压抑创新的管理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个教训对投资者同样适用。当我们有幸投资了一家拥有优秀管理层的伟大公司时，最佳策略往往是“信任并持有”。频繁地因为市场短期波动而买卖，或者试图对公司的战略指手画脚，反而可能破坏公司的长期价值创造过程。正如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说：“如果你不想持有一只股票10年，那你就连10分钟都不要持有它。”这份耐心和信任，正是“聪明催化剂”的特质。

费尔柴尔德的故事并非完美无瑕，其结局带有一丝悲剧色彩，也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仙童半导体的成功，最终被其母公司——费尔柴尔德相机与仪器公司所葬送。母公司的管理层将半导体部门视为一个“利润奶牛”，不断从中抽取现金，却吝于投入研发和给予员工激励，导致优秀人才大量流失，最终错失了整个集成电路时代。费尔柴尔德本人虽然对此感到失望，但由于健康和精力问题，未能有效阻止这一切。 这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业务，如果被糟糕的资本分配和短视的管理所拖累，也可能成为一笔糟糕的投资。 投资者不仅要评估业务本身的优劣，更要持续审视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他们是在为公司的长远未来添砖加瓦，还是在为了短期利益而“杀鸡取卵”？这直接关系到我们作为小股东的最终回报。 总而言之，谢尔曼·费尔柴尔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价值投资者，但他用自己传奇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价值投资更深层次的内涵：价值不仅存在于资产负债表中，更存在于卓越的人才、颠覆性的技术和着眼于未来的企业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