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克莱纳

尤金·克莱纳 (Eugene Kleiner)，一位在投资界，尤其是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VC) 领域，堪称开山鼻祖的传奇人物。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家，而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正是这种独特的背景，让他能够洞察技术的未来，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投资”未来。克莱纳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硅谷黄埔军校——仙童半导体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全球最顶尖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凯鹏华盈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KPCB) 的联合创始人。他的一生，是硅谷 (Silicon Valley) 从一片果园成长为全球创新心脏的缩影，他所开创的投资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位技术投资者。

要理解克莱纳的投资哲学，就必须回到他的起点。他不是在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实验室的无尘车间里。

克莱纳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他随家人于1938年逃往美国。这段经历或许早早在他心中埋下了坚韧和敢于冒险的种子。凭借出色的才华，他成为了一名机械工程师，并最终在1956年被“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 (William Shockley) 招募，加入了位于加州山景城的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当时，肖克利实验室可谓是全世界半导体天才的聚集地。然而，肖克利本人虽然是科学巨匠，却是一位糟糕的管理者。他的专断、多疑和糟糕的商业决策让手下的年轻天才们倍感压抑，无法施展拳脚。

矛盾在1957年彻底爆发。以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后来创立了英特尔）为首的八位核心科学家和工程师，决定集体辞职。尤金·克莱纳正是这八人之一，他们后来被肖克利愤怒地称为“八叛逆” (Traitorous Eight)。 “八叛逆”的出走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没有各奔东西，而是决定共同创办一家新公司。克莱纳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负责寻找资金。最终，他们说服了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的老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获得了150万美元的投资，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 仙童半导体的成功是革命性的。它不仅在技术上引领了集成电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文化：

• 鼓励创新与冒险： 仙童的文化与肖克利实验室的压抑氛围截然相反，它给予工程师极大的自由和尊重。
• 股权激励： 创始团队和核心员工都拥有公司股票，这让他们不仅仅是打工者，更是事业的合伙人。
• 人才摇篮： 从仙童半导体走出了无数的创业者，他们后续创办的公司（如英特尔、AMD等）构成了硅谷的基石，因此仙童也被誉为“硅谷的黄埔军校”。

这段从“打工人”到“创业者”的经历，让克莱纳深刻体会到：伟大的公司是由伟大的人才创造的，而合适的机制和资本是释放他们潜能的关键。 这也为他日后的投资生涯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仙童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克莱纳敏锐地意识到，与其一次又一次地亲自下场创业，不如去发现和支持下一代“仙童”。他希望成为一名“创业者的捕手”。

1972年，克莱纳与他在惠普工作时认识的另一位天才工程师汤姆·珀金斯 (Tom Perkins) 一拍即合，共同创立了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 Perkins”（K&P），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凯鹏华盈”（KPCB）的前身。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寻找下一个拥有颠覆性技术和卓越团队的初创公司，在它们最需要帮助的早期阶段提供资金、经验和人脉支持，陪伴它们成长为伟大的企业。 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传统的银行家看不懂这些没有厂房、没有利润，只有几页商业计划书的“车库公司”，而克莱纳和珀金斯凭借自己的工程师背景，能够理解其中的技术价值和巨大潜力。

克莱纳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投资名言：“I prefer to bet on the jockey, not the horse.” （我宁愿赌赛手，也不愿赌赛马。） 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他的核心投资理念。在他看来：

• 赛马（The Horse）： 指的是商业创意、产品或技术。一个好的创意固然重要，但它本身是脆弱的，可能会被模仿，也可能因为市场变化而过时。
• 赛手（The Jockey）： 指的是创业者和他的团队。一个顶尖的创业者，即使最初的创意不完美，他们也能在市场变化中不断调整方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找到通往成功的路径。反之，一个平庸的团队，即使手握绝佳的创意，也可能因为执行力差、缺乏远见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因此，KPCB在评估一个项目时，会花费大量时间去考察创始人。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创始人是否有远大的格局？是否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是否对所做的事情抱有宗教般的热情？是否能吸引并领导一个顶级的团队？

克莱纳的这套哲学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 基因泰克 (Genentech)： 1976年，KPCB投资了这家生物技术领域的初创公司。当时，基因工程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华尔街无人问津。但克莱ナー看中的是创始人赫伯特·博耶和罗伯特·斯旺森的才华与远见。这笔20万美元的投资，在基因泰克1980年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后，价值飙升至数千万美元，开创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先河。
• 康柏电脑 (Compaq)： 1982年，KPCB投资了康柏电脑。当时个人电脑市场已被IBM牢牢占据。但康柏的创始人团队全部来自德州仪器，经验丰富且执行力极强。他们提出了“便携式兼容机”的巧妙概念，精准切入市场。KPCB的支持帮助康柏迅速崛起，成为历史上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

这些成功案例，都印证了克莱纳“赌赛手”的远见。KPCB也因此声名鹊起，吸引了更多顶尖人才加入，比如后来投中亚马逊 (Amazon) 和谷歌 (Google) 的传奇投资人约翰·杜尔 (John Doerr)，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风险投资界的王者地位。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虽然无法像KPCB一样直接投资于早期创业公司，但克莱纳的智慧和理念，对于我们理解价值投资 (Value Investing) 的精髓，有着非凡的启发意义。它告诉我们，“价值”并不仅仅是资产负债表 (Balance Sheet) 上的数字。

这或许是克莱纳给所有投资者上的最重要一课。我们在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时，本质上是把钱托付给这家公司的管理层。

• 启示： 在研究一家公司时，不要只看财务报表。要去深入了解它的CEO和核心管理团队。他们是谁？过往有怎样的履历？他们的经营理念是什么？他们是否诚信？是否在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正如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所说，他喜欢投资那些“即使用一个傻瓜来管理，也能赚钱的好生意”，但他更喜欢的是，让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去管理一家好生意。一个卓越的管理层，本身就是公司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传统价值投资强调“安全边际”，常常关注的是有形资产、历史盈利等。而克莱纳的实践则拓展了“价值”的边界。他投资的公司，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利润，甚至连收入都没有。他看到的，是“看不见的价值”。

• 启示： 真正的价值常常隐藏在未来。一家公司拥有的专利技术、强大的品牌、网络效应、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资产负债表上无法完全体现，但却能构筑起宽阔护城河 (Moat) 的核心要素。作为投资者，我们需要培养一双“望远镜”，而不仅仅是“后视镜”，去思考一家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仅仅纠结于当前的市盈率是高是低。

克莱纳还有一个著名的“克莱纳定律”（Kleiner's Law），他说：“Even when the technology is ripe, it i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business climate that are the final arbiters of success.” （当技术成熟时，决定其最终成败的，往往是社会、政治和商业环境。）

• 启示：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洞察。一项伟大的技术或产品，如果生不逢时，或者不被市场和监管所接受，也很难成功。这提醒我们，投资决策必须是多维度的。除了分析公司本身，我们还需要关注它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趋势、政策法规、社会文化变迁等。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公司，成功的概率会大得多。这是一种“系统性思维”，能帮助我们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投资误区。

风险投资的模式是，投资大量初创公司，接受其中大部分会失败的现实，依靠少数几个项目（所谓的“本垒打” (Home Run)）获得超额回报，从而覆盖所有损失并实现盈利。

• 启示： 这对普通投资者的启示是双重的。首先是分散化的重要性，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更重要的是，分散化不等于随意化。KPCB的每一个投资决策都经过了极其严格的尽职调查。因此，我们的分散投资也应该是建立在对每一家公司都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精选式分散”，而不是为了分散而分散地买入一大堆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公司。

尤金·克莱纳于2003年去世，但他留下的遗产远不止一家伟大的风投公司。他重新定义了资本与创新的关系，证明了“聪明的钱”不仅能带来财务回报，更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催化剂。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投资的最高境界，是投资于“人”和“未来”。他用工程师的严谨逻辑和冒险家的果敢勇气，在看似混沌的早期创新中，发现并培育了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价值。对于每一位希望在投资中有所斩获的普通人来说，学习尤金·克莱纳，就是学习如何透过眼前的喧嚣，去辨识那些真正驱动未来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