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视达 (Blockbuster)，这个名字对于千禧一代之前的消费者而言，是温馨家庭电影之夜的代名词；而对于今天的投资者来说，它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商业案例，一曲资本市场的挽歌。它曾是全球最大的家庭影视娱乐提供商，一个拥有超过9000家门店、市值一度高达8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然而，从巅峰到2010年申请破产保护，只用了短短数年。百视达的兴衰史，并非仅仅是一个过时企业被淘汰的故事，它更像一本为价值投资者量身定做的教科书，深刻揭示了关于护城河、颠覆性创新和管理层远见等核心议题的残酷真相。
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百视达的商业模式堪称完美。它通过遍布社区的蓝色和黄色招牌的实体店，为成千上万的家庭提供了便捷的电影录像带和后来的DVD租赁服务。
百视达的成功主要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
在那个时代，百视达就是影视租赁的代名词，它的品牌、规模和盈利能力使其成为华尔街的宠儿，看起来坚不可摧。
所有伟大的悲剧，开端往往微不足道。对于百视达而言，那个“微不足道”的开端，是一家名为奈飞 (Netflix) 的初创公司。
1997年，里德·哈斯廷斯 (Reed Hastings) 创立了奈飞。据说，他创立公司的灵感正是来源于一次因逾期归还《阿波罗13号》录像带而被百视达罚款40美元的不快经历。奈飞最初的模式是“线上租赁，邮寄到家”，没有实体店，更重要的是——没有滞纳金。 在当时，这种模式看起来笨拙而小众。谁会愿意在网上选片，然后等待几天让邮差把DVD送到家里呢？百视达的管理层正是这么想的。 2000年，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发生了。哈斯廷斯带着他的小公司，飞往达拉斯拜访百视达总部，提议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将奈飞卖给百视达，并由奈飞来运营百视达的线上品牌。然而，时任百视达CEO的约翰·安蒂奥科 (John Antioco) 和他的团队当场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们认为奈飞的模式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利基市场”。据说，他们在会议室里几乎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 这次会面，成了商业史上最著名的“傲慢与偏见”案例之一。百视达庞大的身躯让它失去了对新事物的敏感，它固守着自己赖以成功的实体店和滞纳金模式，完全没有意识到，奈飞所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商业哲学。
奈飞的颠覆并非一蹴而就。它首先通过“无限订阅”模式（每月支付固定费用，即可无限次租赁DVD）吸引了那些对滞纳金深恶痛绝的核心用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物流系统的完善，奈飞的便利性逐渐显现。 更致命的是，当宽带技术开始普及时，奈飞敏锐地抓住了下一次技术革命的浪潮——流媒体。它从一家“邮寄DVD的公司”迅速转型为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而百视达此时才如梦初醒，匆忙推出自己的线上服务“Blockbuster Online”试图追赶，但为时已晚。它的基因里充满了实体零售的思维，既无法在技术上与奈飞抗衡，也无法摆脱沉重的线下门店成本和与加盟商之间的复杂关系。 最终，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其沉重的债务。在激进投资者卡尔·伊坎 (Carl Icahn) 的影响下，公司更加注重短期盈利而非长期战略转型，导致其在最需要投入资金进行变革的时刻，却深陷财务泥潭。2010年，百视达正式申请破产，一个时代就此落幕。而当年那个价值5000万美元的“小生意”，如今已是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流媒体巨头。
百视达的故事不仅仅是“科技战胜传统”的简单叙事。对于每一位信奉价值投资的投资者而言，它的失败提供了三大核心教训，这些教训在今天这个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曾说，他喜欢的是那种宽阔的、可持续的护城河。百视达的案例告诉我们，护城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一夜之间从坚固的堡垒变为无用的马其诺防线。
百视达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层的悲剧。他们并非没有看到奈飞的存在，而是被自身的成功所束缚，陷入了典型的“创新者的窘境”。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Clayton Christensen) 在其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中系统阐述了颠覆性创新理论。奈飞正是这一理论的完美践行者。
结论 如今，全球只剩下最后一家百视达门店，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本德市，它更像一个供人凭吊的博物馆，而非一个仍在运营的生意。 百视达的故事，是对所有投资者的一个庄严提醒：在投资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一家公司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其未来的辉煌。作为价值投资者，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找到当前“便宜”的好公司，更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去判断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护城河，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未知的冲击。在分析一张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之外，我们更需要分析一部企业的兴衰史，比如百视达。因为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它总是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