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率基数 (Rate Base) (又称‘费率基础’、‘费基’)，是一个主要应用于受规管的公用事业行业（如电力、天然气、水务）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监管机构（如各地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核准的、公用事业公司可以用来赚取特定资本回报率 (Rate of Return) 的总资产价值。通俗地讲，费率基数就是公用事业公司投入的、被允许用来“生钱”的“本金”。监管机构会设定一个“公允的回报率”，公司用这个回报率乘以费率基数，就能得出其允许赚取的利润。这个机制旨在平衡消费者利益（获得合理价格的服务）和公司利益（获得足够的利润以维持和投资于基础设施）。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房东，但不是普通的房东。你所在的小区有一个“小区管理委员会”，它规定了你能收多少租金。这个委员会不关心市场租金是高是低，它只关心你为了这套房子投入了多少钱，并确保你能获得一个“公平合理”的回报。 在这个故事里：
这个简单的“房东模型”完美地诠释了公用事业公司的核心商业模式。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和水务公司就是这位特殊的“房东”。它们投入巨资建造发电厂、铺设管道、建设水处理设施，这些投资构成了它们的“费率基数”。而我们每个月支付的水电燃气账单，就相当于付给这位“房东”的“租金”。 这个模式的核心公式是： 公司总收入 = (费率基数 x 允诺回报率) + 运营成本 这个公式看似简单，却对价值投资者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因为它意味着，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不是由变幻莫测的市场竞争或经济周期决定的，而是由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数学公式决定的。这正是沃伦·巴菲特这类偏爱确定性的投资者，长期以来钟爱公用事业板块的原因。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就是这一投资哲学的典范。
既然费率基数是“本金”，那么这个“本金”具体包含哪些东西呢？监管机构在审计时会像侦探一样，仔细审查每一项资产，确保只有那些“为公众服务所必需的”投资才能被纳入其中。
这是费率基数中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它包括：
这里的关键词是“净值”。这意味着资产的原值需要减去累计折旧。比如，一座10亿美元建成、已经计提了3亿美元折旧的发电厂，其计入费率基数的部分就是7亿美元。这保证了消费者不会为已经老化、价值降低的资产支付过高的费用。
在建工程 (Construction Work in Progress, CWIP) 指的是那些正在建设中，但尚未投产为客户服务的项目，比如一座正在建设的新核电站或风力发电场。 将CWIP纳入费率基数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不同地区的监管机构对此有不同的政策。一些监管环境“友好”的地区允许将部分或全部CWIP计入费率基数，这对公用事业公司是极大的利好，因为它缩短了投资回报周期，降低了财务风险。对于投资者而言，一个地区的CWIP政策是评估该地监管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
营运资本是指公司为维持日常运营而需要的短期资金。对于公用事业公司而言，这通常包括：
监管机构会核定一个合理的营运资本水平，并将其纳入费率基数。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比如公司高管的豪华办公楼或私人飞机，都将被无情地剔除出去。
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费率基数不仅仅是一个会计术语，更是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一把解剖公用事业公司内在价值的手术刀。
一家科技公司想要实现盈利增长，可能需要开发爆款产品、拓展新市场。而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盈利增长路径则要清晰得多：持续投资于必要的基础设施，从而稳步扩大其费率基数。 由于电力、天然气等需求通常是刚性的，增长缓慢，所以公用事业公司的增长几乎完全不依赖于“多卖出一度电”或“多卖一方气”。它的增长引擎是资本支出（CapEx）。
这种“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让公用事业公司的未来盈利具有极高的可预测性。投资者在分析这类公司时，首要关注的不是其季度营销数据，而是它的资本支出计划和未来几年的费率基数增长率预测。
费率基数模式本身就为公用事业公司构建了一条强大的经济护城河。它们通常是其服务区域内的独家供应商，受到法律保护，免于市场竞争。 然而，这条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完全取决于“守城人”——也就是监管机构的态度。
因此，资深的公用事业投资者会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目标公司所在地的监管环境历史记录、现任委员的背景和立场，以及法律框架的稳定性。这比分析公司的财务报表本身更为重要。
既然费率基数是公司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自然可以将其与公司市值进行比较，从而判断股价是否合理。由此，一个关键的估值指标诞生了：市值/费率基数比率 (Price to Rate Base, P/RB)。 这个指标在公用事业领域的地位，类似于市净率 (P/B) 在其他行业的地位。
当然，低P/RB本身不是买入的理由。投资者必须深入研究其背后的原因，判断这是一个“价值陷阱”，还是一颗被市场错杀的“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