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普顿增长基金 (Templeton Growth Fund)，是全球投资界一座不朽的丰碑，由传奇投资大师约翰·邓普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于1954年创立。它不仅是一只共同基金，更是一种投资哲学的生动实践。该基金以其开创性的全球化投资视野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便宜货”的核心策略而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全球股票基金之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它用惊人的长期回报，向世人展示了价值投资与逆向投资相结合的强大威力，成为了无数投资者学习和模仿的经典范本。
想象一下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本土自信心爆棚的时代。华尔街的精英们普遍认为，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投资热土，何必舍近求远，去那些遥远、陌生甚至充满风险的海外市场“瞎折腾”呢？这种强烈的本土偏好（Home Bias）是当时的主流。 然而，约翰·邓普顿先生却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思想者。他拥有超越时代的全球视野，敏锐地意识到，投资机会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像珍珠一样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等待着有心人去发掘。他坚信，真正的投资智慧在于“去猎物最多的地方打猎”，而不是固守一亩三分地。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1954年11月29日，邓普顿增长基金正式成立。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大胆的逆向宣言：当所有人都向内看时，邓普顿选择向外看。这只基金从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了全球，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被市场错误定价的“便宜货”，成为了美国最早践行全球化投资的先行者之一。这一举动，不仅开启了邓普顿本人辉煌的投资生涯，也为全球资产配置的理念播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
邓普顿增长基金的成功，根植于其创始人一套清晰、理性且历经考验的投资哲学。这套哲学就像一张精密的“寻宝图”，指引着基金管理人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汪洋大海中航行，避开泡沫，捕获价值。
邓普顿投资哲学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悲观情绪的顶点买入”（Buy at the point of maximum pessimism）。这句看似简单的箴言，却是逆向投资的精髓。他认为，市场往往会因为恐慌、短视或偏见，而过度打压某些国家或行业的资产价格，使其远低于其内在价值，这便是“极度悲观点”——同时也是最佳的买入时机。
虽然邓普顿是价值投资的忠实信徒，但他绝非刻板的教条主义者。他的方法论充满了灵活性和实用主义色彩。
邓普顿是风险管理的大师，而他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就是全球化分散。
理论需要实践来证明。邓普顿增长基金的辉煌历史，就是由一场场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投资战役构成的。
在20世纪60年代，二战的阴影仍未完全从日本散去。在许多西方投资者眼中，日本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其公司股票的估值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市盈率普遍只有3到4倍，而当时美国公司的市盈率则在20倍左右。 当所有人都在犹豫和观望时，邓普顿却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他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日本拥有勤劳的国民、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政府扶持产业的决心。他判断，日本经济的复苏只是时间问题。于是，邓普顿增长基金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大举买入了索尼、丰田等后来享誉全球的日本公司股票。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伟大投资。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邓普顿的投资获得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这次战役，完美诠释了何为“在悲观情绪的顶点买入”。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韩国、泰国、印尼等国货币大幅贬值，股市崩盘，国际资本恐慌性出逃。媒体上充斥着“亚洲经济崩溃”的论调。 这正是邓普顿最喜欢的“极度悲观点”。他再次逆流而上，带领基金大举杀入满目疮痍的韩国市场。他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了大量优质的韩国公司股票，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三星（Samsung）。他相信，危机终将过去，这些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其价值也终将回归。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韩国经济迅速复苏，邓普顿又一次在市场的废墟中淘到了真金。
邓普顿增长基金的长期业绩堪称奇迹。根据测算，如果在1954年基金成立时投资1万美元，并把所有分红进行再投资，那么到1992年邓普顿退休时，这笔投资的价值将增长到惊人的超过200万美元。在长达38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化约15%的复合回报率。 这一神话般的业绩背后，蕴含着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极其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