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合众国银行

第一合众国银行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家银行，也可以看作是美国最早的中央银行的雏形。它由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手推动，于1791年获国会授权成立，特许经营20年。这家银行并非纯粹的政府机构，而是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美国联邦政府持有其20%的股份，其余80%由私人投资者认购。它的诞生源于一场关于国家权力与经济未来的激烈辩论，它的存在稳定了新生美国的金融秩序，它的消亡则引发了一场金融混乱，其短暂而深刻的历史，为今天的我们，尤其是价值投资者，提供了审视商业、政治与投资之间复杂关系的绝佳案例。

想象一下，一个创业公司刚刚完成“天使轮融资”（打赢了独立战争），但公司账上一片混乱：欠着巨额债务（战争债券），没有统一的记账货币（各州货币五花八门），各个“事业部”（州政府）自行其是，现金流岌岌可危。这就是美国建国初期的窘境。

面对这一烂摊子，雄心勃勃的“首席财务官”——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银行。在他看来，这个银行将扮演三重关键角色：

• 政府的“总账房”： 代理联邦政府的财政事务，存放政府税收，支付政府账单，并帮助管理和偿还巨额的公共债务。
• 经济的“发动机”： 发行一种全国统一、信誉卓著的纸币，作为稳定的通货，促进跨州贸易；同时，向工商业提供贷款，为经济发展注入血液。
• 市场的“监管者”： 通过接受或拒收各州立银行发行的银行券，间接调控它们的信贷规模，防止它们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

这套设计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框架，但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创举。

以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国会议员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反对派，对汉密尔顿的计划充满了怀疑和警惕。他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两点：

• 违宪之忧： 他们认为，美国宪法并未明确授予国会设立银行的权力。这种“越权”行为会打开一个危险的先例，让中央政府的权力无限膨胀，侵蚀各州的权利和公民的自由。
• 精英垄断之惧： 杰斐逊等人代表着南方的农业利益，他们担心这个国家银行将成为北方金融家和商业精英的工具，形成一个强大的金融垄断集团，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为富人服务。这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华尔街 vs 大街”（Wall Street vs. Main Street）的交锋。

这场辩论最终被摆到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案头。在听取了双方的雄辩后，华盛顿最终采纳了汉密尔顿的观点，认为建立银行是“必要和适当的”举措。1791年，国会通过法案，第一合众国银行获得为期20年的特许经营权，正式挂牌成立。

第一合众国银行的股权结构本身就充满了混合色彩。它是一家盈利性公司，总部设在当时的首都费城，并在全国主要港口城市设立了8家分行。联邦政府是其最大的单一股东，但80%的股份分散在众多私人投资者手中，其中不乏远在欧洲的投资者。这种结构决定了它必须在履行公共职能和为股东创造回报之间寻找平衡。

在运营的20年里，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成就斐然，基本实现了汉密尔顿的设想：

• 稳定了货币： 它发行的银行券信誉坚挺，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接受，成为事实上的国家货币。同时，它要求州立银行必须用真金白银（即specie）来赎回自家发行的银行券，有效遏制了地方银行滥发纸币的冲动，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最早的货币政策实践。
• 支持了政府： 它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数笔关键贷款，帮助新生国家渡过财政难关，并在管理国债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 促进了商业： 它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稳定的信贷来源，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从财务表现来看，它也是一家成功的企业，为股东们提供了年均超过8%的稳定股息，在当时是一项相当优异的投资。

然而，成功的光环下，争议从未平息。反对者们紧紧抓住它的几个“原罪”不放：

• 权力过大： 州立银行和地方势力将其视为一个傲慢的“金融巨兽”，抱怨它利用监管权力打压竞争对手。
• 外国影响： 大量股份被英国和欧洲的投资者持有，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普遍的焦虑。许多人担心，国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会受到外国势力的操控，损害美国的主权利益。
• 政治偏袒： 作为汉密尔顿及其领导的联邦党的产物，银行被指控在贷款和业务上偏袒联邦党人，而歧视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

这些争议如影随形，为银行最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811年，第一合众国银行20年的特许经营权到期，续约问题被提上国会议程。此时，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掌控了国会和白宫。 续约之战异常激烈，几乎是20年前那场大辩论的重演。尽管时任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他本人也是民主共和党人）极力陈述银行对国家财政稳定的重要性，但旧的指控——违宪、外国股东、金融垄断——再次甚嚣尘上。最终，在狂热的政治情绪和地方银行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续约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均以一票之差被否决。 这家美国金融史上开创性的机构，就这样在政治的绞杀下关门大吉。 其后果立竿见影：

1. 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失去了中央银行的约束，州立银行数量激增，滥发纸币的行为死灰复燃，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2. 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一年后，1812年战争爆发，联邦政府在没有国家银行帮助的情况下，筹集战争经费变得异常困难和昂贵。

惨痛的现实教育了所有人。仅仅5年后，在经历了战争和金融动荡的双重打击后，当年许多投票反对续约的国会议员改变了主意，批准成立了业务和结构几乎完全相同的第二合众国银行。历史以一种讽刺的方式证明了汉密尔顿的远见。

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故事，对信奉价值投资的我们来说，不只是一段尘封的历史，更是一本充满智慧的教科书。它揭示了几个超越时代的投资原则。

沃伦·巴菲特钟爱拥有宽阔“护城河”的企业。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护城河，在当时堪称无与伦比。

• 政府特许经营权： 它的核心护城河来自于国会授予的20年独家全国性银行牌照。这是一种强大的、政府背书的垄断地位，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逾越。
• 网络效应： 作为联邦政府唯一的财政代理人，所有与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个人和企业都必须与它打交道。它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网络，使其成为唯一能够进行跨州资金划拨的银行。这种网络效应随着业务的扩展而自我增强。

投资启示： 在分析一家公司时，要深入探究其护城河的来源。它是来自于特许经营权（如公用事业）、强大的品牌（如可口可乐）、专利技术（如制药公司），还是网络效应（如社交媒体平台）？更重要的是，要评估这条护城河的持久性。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护城河虽然强大，但有一个明确的“保质期”——20年。这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坚固的护城河，也可能因为技术变革、政策变动或期限届满而消失。

如果只看财务报表，第一合众国银行无疑是一家绩优公司：业务稳定、持续盈利、分红可观。然而，它最终的倒闭与经营状况毫无关系，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投资启示： 伟大的投资者，如本杰明·格雷厄姆，一再强调，投资决策绝不能仅仅依赖于量化的财务数据。我们必须将眼光放远，评估那些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找到的定性因素，尤其是政治和监管风险。

1. 一家公司的利润是否高度依赖于某项政府补贴或政策优惠？
2. 它所在的行业是否正面临日益严格的监管审查？（想想今天的金融、环保、互联网科技行业）
3. 它的成功是否会触动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从而招致打击？

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案例是一个极端的警示：政治风险可以一票否决掉所有亮眼的财务指标。

银行的公私合营结构，内生性地带来了一个公司治理难题：管理层究竟应该对谁负责？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还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股东？当公共目标（如抑制信贷）与私人目标（如扩大贷款盈利）发生冲突时，听谁的？反对者对其政治偏袒的指控，也反映了人们对其治理结构公正性的不信任。 投资启示： 在考察一家公司时，必须仔细审视其公司治理结构。

1. 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激励机制是否与全体股东权益长期保持一致？
2. 公司是否存在大股东或内部人控制，可能会损害小股东利益？
3. 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是否充分考虑了其社会责任和合规风险？

一个治理结构混乱、权责不清的公司，即使短期业绩光鲜，长期来看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从第一合众国银行的废止，到五年后第二合众国银行的重建，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错误-痛苦-修正”的政策周期。而贯穿始终的，是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金融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矛盾的反复辩论。这种辩论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在美国乃至全球上演，无论是关于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的独立性，还是关于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 投资启示： 金融史是投资者的必修课。它让我们明白，市场的波动和经济的周期，背后往往是亘古不变的人性——贪婪、恐惧、党同伐异和短视。理解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那些不断重复的模式，在市场狂热时保持冷静，在他人恐慌时看到机遇。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 两百多年前那家银行的兴衰，依然在今天的资本市场上，以不同的剧本，悄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