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美国航空放松管制法

1978年美国航空放松管制法（Airline Deregulation Act of 1978）是美国联邦法律史上的一座分水岭。它的核心内容，是终结了联邦政府对民航业长达40年的严密经济管制，将机票定价、航线选择和市场准入等关键决策权交还给航空公司自身。在此之前，美国航空业更像一个公共事业，由一个名为民用航空委员会（Civil Aeronautics Board, CAB）的机构扮演着“超级家长”的角色，它决定谁能飞、飞去哪、卖多少钱。而这部法案的颁布，则像一声发令枪，瞬间将这些被精心圈养的“家禽”推入了充满竞争的商业丛林。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部法案的历史不仅仅是一段尘封的立法记录，更是一部生动的、关于竞争、颠覆、毁灭与新生的商业史诗，其中蕴含着关于护城河、行业结构和长期投资的深刻教训。

要理解“放松管制”的颠覆性，我们必须先回到那个被管制的年代。从1938年到1978年，美国的蓝天被民用航空委员会（CAB）牢牢掌控。这个机构的权力大到令人咋舌：

• 价格管制： 机票价格不是由市场供需决定，而是由CAB根据固定的里程公式来计算。这意味着从纽约飞往洛杉矶，无论你乘坐的是哪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价格几乎一模一样。价格战？不存在的。
• 航线管制： 航空公司想开辟一条新航线，或者停飞一条无利可图的航线，都必须向CAB提交冗长的申请，经过漫长的听证和审批。CAB的核心目标是“维持行业秩序与稳定”，而非效率。
• 市场准入管制： 想要成立一家新的航空公司？难于上青天。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CAB几乎没有批准过任何一家新的干线航空公司的成立。这 фактически 创造了一个由少数几家巨头（如泛美航空、环球航空、美国航空等）垄断的卡特尔（cartel）。

在这样的温室里，航空公司之间无法进行价格竞争，那它们比拼什么呢？答案是服务。为了吸引商务旅客，各家公司在服务上极尽奢华之能事：更宽敞的座位、更美味的飞机餐（龙虾、牛排是家常便饭）、更华丽的机上休息室，甚至有些航班上还有钢琴演奏。这对于当时的乘客来说，无疑是“飞行的黄金时代”，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体现在了高昂的票价上，使得航空旅行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个时期的航空股看起来似乎是完美的投资标的：行业稳定、没有新竞争者、利润有保障。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宽阔护城河。然而，这条护城河并非由企业自身的卓越运营所挖掘，而是由政府的法规砌成的一道墙。这道墙看似坚不可摧，却也脆弱不堪。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堵墙开始出现裂痕。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变革的发生：

• 经济学界的思潮：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政府管制正在扼杀效率，导致资源错配和消费者福利受损。他们认为，引入市场竞争将大幅降低价格，释放巨大的社会需求。其中，被时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任命为CAB主席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是这场运动的关键旗手。
• 高油价的冲击：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燃油成本飙升，受管制的定价机制让航空公司难以灵活调整价格以应对成本压力，整个行业陷入困境。
• 成功的“实验”： 在美国国内，一些不受联邦CAB管辖的州内航空公司（如加州的太平洋西南航空和德州的西南航空）早已实行了自由定价。它们以远低于受管制航空公司的票价提供了高效的服务，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些鲜活的案例，向所有人证明了放松管制的可行性。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78年美国航空放松管制法》应运而生。法案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逐步取消CAB的经济管制权，让市场力量来决定航空业的未来。

法案的实施，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描述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巨大能量。美国航空业的历史被清晰地划分为“之前”与“之后”。

大门一旦敞开，新的进入者蜂拥而至。在法案通过后的几年里，数十家新航空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人民捷运航空（People Express）。它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低成本航空公司（Low-Cost Carrier）。它们削减一切不必要的服务（没有免费餐食、没有头等舱），采用高密度的座位布局，以极具震撼力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 与此同时，老牌的传统航空公司为了保住市场份额，被迫应战。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席卷了整个行业。机票价格断崖式下跌，航空旅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普通大众普及。 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层出不穷。以美国航空为首的巨头们，为了提高运营效率，大力推广轴辐式航线网络（Hub-and-Spoke System）。这种模式就像一个自行车轮，将旅客从各个“辐条”城市（Spoke）集中到一个中心“枢纽”机场（Hub），再转机飞往其他“辐条”城市。这极大地提高了飞机的满座率和网络的覆盖范围，至今仍是全球大型航空公司的主要运营模式。

然而，狂欢是短暂的，宿醉是痛苦的。残酷的竞争迅速将行业的利润榨干。许多公司，无论是新进入者还是老牌巨头，都因为高昂的固定成本和微薄的利润而在价格战中流血不止。从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航空业上演了一幕幕破产悲剧：

• 人民捷运航空，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因过度扩张和管理不善而迅速陨落，最终被收购。
• 布兰尼夫国际航空（Braniff International Airways），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型航司，在1982年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巨人。
• 东方航空（Eastern Air Lines），另一家行业元老，在长期的劳资纠纷和亏损后于1991年停运。
• 泛美航空（Pan Am），曾经是美国“飞行的象征”，也在1991年宣告破产，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据统计，自法案生效以来，美国有超过150家航空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天空成了商业的角斗场，只有最高效、最灵活、资本最雄厚的玩家才能幸存下来。经过几十年的厮杀、破产、并购，美国航空业最终形成了由少数几家超级巨头（如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和一些成功的低成本挑战者（如西南航空）主导的格局。

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美国航空业放松管制的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案例金矿。它用真金白银和无数公司的消亡，为我们揭示了几个至关重要的投资原则。

放松管制前，航空公司的护城河看起来坚不可摧。但这种由政府法规构建的保护墙，是投资中最危险的幻觉之一。真正的、持久的护城河必须源于企业自身的内生竞争优势，例如：

• 成本优势： 像西南航空那样，通过单一机型、高飞机利用率、无与伦比的运营效率建立起对手难以复制的成本结构。
• 无形资产： 强大的品牌认同和企业文化。
• 网络效应： 越多人使用，服务价值越高的特性（在航空业体现为更密集的航线网络和常旅客计划）。
• 高转换成本： 用户更换产品或服务时面临巨大障碍。

依赖政策保护的生意，其命运始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手中。一旦政策风向改变，所谓的“护城河”会在一夜之间蒸发。价值投资者必须具备穿透表象、识别护城河真实来源的能力。

放松管制后，美国航空客运量迎来了爆炸式增长，整个行业的“蛋糕”变得无比巨大。然而，一个行业的增长，与该行业内公司的盈利能力，完全是两码事。传奇投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多次公开表示对投资航空业的厌恶，他有一句经典评论：“自（莱特兄弟）在小鹰镇的首次飞行以来，航空业所有上市公司的累计净利润是负数。这是一个资本的死亡陷阱。”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行业结构。放松管制后的航空业，具有所有导致盈利能力低下的特征：

1. 激烈的同业竞争： 价格是主要的竞争武器，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
2. 较低的进入门槛： 租几架飞机就能开一家航空公司，导致潜在竞争者源源不断。
3. 较高的买方议价能力： 乘客可以通过比价网站轻松找到最低票价，品牌忠诚度低。
4. 高昂的固定成本和资本开支： 飞机、燃油、人力成本巨大，无论飞机是否满座，成本都在发生。

这个教训极为深刻：投资的成败，往往更多地取决于你所处的“赛道”的特性，而非赛道本身的增长速度。 在一个结构恶劣的行业里，即使是最好的管理者也可能举步维艰。分析行业结构，是价值投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五力模型（Five Forces Model）正是分析此问题的绝佳工具。

在尸横遍野的航空业战场上，西南航空是一个异类的存在。它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几十年里保持了持续的盈利和增长，成为投资史上的一个奇迹。 西南航空的成功秘诀，恰恰印证了拥有真正护城河的重要性。它从创立之初就坚持：

• 点对点航线： 避开与大公司在枢纽机场的直接对抗，专注服务中型城市之间的直飞需求。
• 极致的成本控制： 只使用波音737一种机型，极大地降低了维护、培训和备件成本。
• 高效的运营： 拥有业内最快的飞机过站时间（从降落到再次起飞的时间），这意味着更高的飞机利用率。
• 独特的企业文化： 以员工为本，营造了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带来了更高的服务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西南航空的护城河，是其运营体系、成本结构和企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复杂的、难以被竞争对手简单模仿的系统。投资的真谛，正是在一片混沌中，识别出像西南航空这样拥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幸存者”。

面对西南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冲击，许多传统巨头曾尝试推出自己的低成本子品牌，如达美航空的Song和联合航空的Ted。这种“我也一样”（Me-Too）的战略几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原因是，它们无法在内部复制低成本航空公司的DNA。母公司高昂的薪酬体系、僵化的工会合同、复杂的机队和运营模式，都成了这些子品牌无法摆脱的枷锁。它们只是在模仿低成本的“形”，却不具备低成本的“神”。 这给投资者的启示是：当一家公司试图模仿一个成功的颠覆者时，要对其保持高度警惕。 除非它能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革命，否则很可能只是在进行一场昂贵而无效的防御战。

《1978年美国航空放松管制法》不仅重塑了一个行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资本主义核心动力的完美窗口。它告诉我们，竞争是残酷的，也是激发效率和创新的最终力量。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但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是一堂昂贵的课程。它用无数公司的兴衰成败警示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增长所迷惑，不要轻信政策构筑的壁垒，要永远将目光聚焦于那些由企业自身卓越能力所创造的、真正难以逾越的护城河。这部写在三万英尺高空的商业史诗，至今仍在为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提供着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