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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French

肯尼斯·弗伦奇(Kenneth French)是当代金融学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教授。当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时,几乎总会联想到他的长期合作伙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ugene Fama。他们二人组成的“法马-弗伦奇”组合,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弗伦奇最为人称道的贡献,就是与法马共同创建了著名的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这个模型颠覆了传统金融学中仅用单一市场风险来解释股票收益的观点,创新性地加入了规模因子价值因子,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股票市场回报来源的理解。他们的研究为因子投资这一现代投资策略铺平了道路,也为价值投资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证据支持。

想象一下,在法马和弗伦奇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一只股票的超额收益只跟它相对于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即“贝塔系数”)有关。这就像是说,评价一个篮球运动员只看他身高一样,显然不够全面。 法马和弗伦奇通过对数十年股市数据的海量分析,发现还有两个“因子”能系统性地解释股票的长期回报。于是,他们在1992年提出了划时代的“三因子模型”:

  • 市场风险因子(Market Risk): 这是传统模型的老朋友,即承担整个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所获得的回报。股市涨,你跟着赚;股市跌,你跟着亏。
  • 规模因子(Size Factor, SMB - Small Minus Big): 他们发现,从长期看,小市值公司的股票回报率倾向于高于大市值公司的股票。这就像是小个子球员往往更灵活、更有爆发力一样。弗伦奇他们将这种现象归纳为“规模溢价”。
  • 价值因子(Value Factor, HML - High Minus Low): 他们还发现,具有较高账面市值比(即相对其净资产,股价更“便宜”)的价值股,其长期回报率倾向于高于具有较低账面市值比的成长股。这就是对价值投资理念最经典的学术背书。

弗伦奇和法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是严谨的学者,深知没有一个模型是完美的。在后续研究中,他们对三因子模型进行了升级,加入了两个新的因子,形成了“五因子模型”:

  • 盈利因子(Profitability Factor, RMW - Robust Minus Weak): 盈利能力更强的公司(稳健型)长期表现优于盈利能力较弱的公司(疲软型)。买好公司,果然没错。
  • 投资因子(Investment Factor, CMA - Conservative Minus Aggressive): 投资策略更“保守”(即总资产扩张较慢)的公司,其股票回报往往优于那些四处扩张、大举投资的“激进型”公司。这提醒投资者警惕那些盲目扩张的企业。

后来,学术界(包括他们自己)也广泛认可了动量因子(Momentum Factor, WML - Winners Minus Losers),即近期表现好的股票在未来短期内继续表现好的趋势,有时也被整合进去,构成所谓的“六因子模型”。

如果说Benjamin Graham是价值投资的“教父”,通过经验和逻辑告诉我们“安全边际”很重要;那么肯尼斯·弗伦奇和法马就是“科学家”,他们用海量数据和严谨的统计模型,证明了为什么价值投资长期有效。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价值股之所以能提供更高的回报,并不仅仅是因为市场“错误定价”,更是因为投资者承担了某种特定的、与价值相关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因子”视角,让价值投资从一门“艺术”变得更像一门“科学”。

弗伦奇的研究给了普通投资者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箱。当你在挑选股票时,可以不再仅仅依赖于模糊的“感觉”或者单一的市盈率(P/E)指标。你可以构建一个多维度的“雷达”来扫描好公司:

  • 它是不是小而美?(规模因子)
  • 它的估值是否合理,甚至偏低?(价值因子)
  • 它的赚钱能力是否很强?(盈利因子)
  • 它的扩张步伐是否稳健,而不是盲目烧钱?(投资因子)

同时符合这些特征的公司,获得长期超额回报的概率就更高。这正是许多量化价值策略的核心思想。

弗伦奇的研究,虽然指出了高回报的来源,但也深深植根于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的土壤。这意味着什么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些因子之所以能带来“溢价”,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实实在在的风险。例如,小公司可能更容易倒闭,价值股可能正处于行业困境中。你所赚取的超额收益,正是市场对你承担这些额外风险的补偿。 因此,弗伦奇的研究提醒我们,不要幻想可以毫不费力地“击败市场”。真正的成功投资,是清醒地认识到你希望获得的回报来自哪里,理解并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然后长期、有纪律地坚持你的策略。这是一种比盲目自信更强大、更可靠的投资智慧。